我拍！我拍！我拍拍拍！！！
这并不是我的本意，要在一开始就烦扰您的心情。可是请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：一个刚起床的人，一个永远缺乏睡眠的年轻人，在一睁开眼后，就要忍受大声的指责，而且还是本人自愿起床的，并不是被闹钟闹醒的（事实证明闹钟是在早上六点半闹过的，而现在却是半个小时以后），所以我认为我是应该被鼓励的，而不是被指责的。尤其在这样一个夏季，一早醒来七窍都是干涩的，仿佛眼睛隔在眼皮后看东西，而脑子里则填满了枕头芯。“你昨天晚上几点钟睡的？”妈妈大声问。她怎么忍心让我在这种状态下回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？！我摇晃着脑袋想了想，确定不记得了。然后妈妈又不知嚷了些什么，我什么也不想听，只恨不得把满脑子的棉花塞到她嘴里去。
吃过早饭我就去上学了。要不是因为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完了我是会继续住读的。我坐万山牌巴士去学校。这条线上的每辆万山巴士，以及每辆万山巴士上的司机和售票员我都见过。我戴着矫正牙套，当然这个牙套是可以脱卸的，每逢三餐饭时它就应该被取下来泡在盛有清水的玻璃杯里。然而我实在觉得麻烦，况且我已经习惯戴着它到处跑了，戴着它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，戴着它和它后面肉色的材料；因此我不常把它取下来，除了刷牙的时候。而现在，就在它前面的金属丝和我的牙正面的缝隙中，正夹着几粒早餐吃的无水蜂蜜蛋糕上花生的残渣。我有滋有味地吮着，将它们一粒粒，和着它们的滋味，从罅隙中吮出来，咽进喉咙里。
巴士，无论是哪儿的巴士，不装进五六个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开的。我从来不催促他们，尽管我还有十分钟就迟到。我能理解他们赚钱的困难，况且我知道即使催促他们也没用。然而中老年朋友们就总是理解不了。正如售票员后面坐着的那位老太太，就是穿黑底白花绸子套裙的那位，时不时催促一声，搅得我心烦意乱。那个老太太头特别小，脸也特别小，一头乌黑的整齐运动短发。想必年轻时还蛮秀气的，可惜现在一脸的褶子，眼皮也浮肿了要塌下来，脖子上的肉都松弛了，显得她的脸更小。对了！她长的可象我大一时的一位老师！只不过那个老师还不到三十，本来年轻秀气，而且很有魄力，自从生了孩子后人老了十岁，半年过去了脸还是肿的，整个身体都胖了一圈。对！是萧艳老师！等再过个几十年她没准也老成这样。咦！萧艳老师的父母据说也是老师。看这老太太一身知识分子气质，没准就是萧艳老师她娘！对！百分之八十！
车终于开动了。尽管八点还不到，车外的阳光已经很刺眼了。今天下午没课，因为后天有一场很重要的考试，所以放一天半的假。这么长的时间，该如何打发呢？上网？不行。倒不是因为我又罢网了（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成功罢过网）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上网也没多大意思，而且一上就下不来。再说，我昨晚已经在ICQ和各大聊天室上发布了消息：谁要发现我在期末考试前再上网，我每人奖励十元钱。当真？当然当真。大不了请他们撮一顿嘛！
说到上网，也忒无聊。譬如说我在OICQ上选了个颇有几分肉欲的名字：“暗HIGH”，也就是“暗HIGH在心口难开”呀！于是每次都有一群烂人慕名而来。偏偏我设置了身份验证：要想把我加入朋友必须遵守我的游戏规则，也就是和我兴趣相投的才能做朋友，否则不会让你谋杀我的时间的。于是乎，我得到的答案往往都是诸如“性”、“性爱”、“我的兴趣是性趣”，等等，无一例外都被我踢了出去，就仿佛每一脚都正对准他们的脸踢去一样，真的很HIGH。事实上我很少和陌生人聊天，多半都是和自己熟悉的朋友聊，这一点尤其显得无聊。这也正是我想罢网的原因之一。
下车了，我必须另外步行十分钟才能到达教室。大学的课堂迟个到不会有严重的惩罚的。不象中学，每次迟到还提心吊胆的，编出的谎话一套一套。我记得当时我不仅很会吹牛，说谎也是一流。而且谎话越是临到危急时刻迸发出来的越是质量高，越是可信度强。现在不行了，说出的谎话连自己都不信，而且还会脸红。事实证明，实践是训练说谎的唯一途径；而技术水平往往是有弹性地发展的，并不见得一定是一个递增的过程。
我走进教室，死党们早给我占了最优秀的位置，也就是靠近前排，看得清黑板，听得清讲课，却又不容易被老师留意的位置。
和上中学的我不同的，除了不会撒谎外，还有一点是：我再也不逃学了。即便是迟到半个小时，我也要坚持进教室。高中时，我有两年半无规律性逃学，当然最后半年几乎不上学了。其实不上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，譬如租碟子看，溜冰，逛街，泡吧。我甚至在那段时间里学会了一样气功。有一次在操场和另外两个功友同学一同操练，没想到刚练到“佛光耀眼”这一节就被老师逮住了，害得我们连功都没收。不过后来我们不练了，据说那个功的祖师爷死了。我也是高中时开始抽烟的，经常跟别的男生合伙买外烟，他抽一半，我抽一半。那时我最喜欢“皮尔·卡丹”的和白色的“万宝路”，虽然“红塔山”抽的最多（因为总有一个女生无私地向我奉献）。抽烟，对！躲在食堂的顶层阳台上的烟囱旁抽，或是干脆躲在教室角落里抽。有一次我刚啜一口抬起头，正看见班主任半个肩膀，那个险啊！！那时的我吐烟圈很漂亮，很多男生都比不过我。不过一上大学我就戒了。因为我知道抽烟不象喝酒，它没有一点益处，只能损害健康，我是吃过苦头的，至于是什么我就不赘述了。留神，我左边的蔡欢被老师点起来回答问题。
这三年来，我可以大言不惭，不，光明磊落地说，我没怎么抽烟。除了上次，鼓手小奎去上厕所，要我帮他拿烟，我看着眼馋，就偷偷啜了两口，啊！那个快活似神仙啊！不！是快似活神仙啊！还是“摇钱树”的好象，我过去看都不看一眼。乐队的吉他手也戒烟了。他常常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吸空气。有一次他喝醉酒，掀起衣服，把一根吸了一半的烟塞进肚脐里。我看见了，随着他的肺叶的一翕一张，那烟头真的一暗一明呢！
哟！我还没介绍我的乐队吧！是“杂粮”乐队。现在已经不存在了，因为主唱已经离开了。也就是我。我离开了。
怎么说呢？在乐队的日子是很快活的。我们的排练场地离我学校很远，每个星期要去两次，光一去就要跋涉五、六十公里，从城市最热闹的地方，穿过无数的稻田或麦地，和着煦暖的阳光，来到市郊，那感觉，就跟“在路上”一样。市郊的空气很好，他们那里的树都长得和我们这儿不一样，高大挺拔，树枝均匀，绕着圈儿往上攀，就象美术学生削的铅笔一样。我们的排练场所在一个杂交水稻研究所的仓库里，杂交水稻研究所外有一条又细又长的水泥地。水泥地铺得相当平整，两侧都是一望无垠的田地，有玉米，有晚稻。常有几头牛默默地在田地里耕耘。乐队的他们喜欢沿着水泥地旁隔着一个水沟的小堤走。而我却在水泥大道上走，看起来好象是我独树一帜，事实上是我不敢，我怕万一掉到堤底下会是很难堪的。我宁愿踩着水泥地，特别是当水泥地和被太阳曝干了的牛粪融合在一起时。你脚底下踩着那质地，在心里模拟出“吃吃吃”的摩擦声，感觉世界上最快乐的事难道还有过于此吗？
仓库附近没有公用电话，要打电话得到后面种菜的大棚子里挨家挨户找。我就找过一次。我走得很小心，又怕被狗咬，但还是很难找到。最后发现一个平瓦房，我猜里面会有电话的，可是瓦房外面有道铁门。我在外面猫叫了两声“有人吗？”没有回答，于是我把手伸近铁门的缝隙把栓子打开。突然里面有动静，吓得我差点撒腿跑开，不过我没跑。里面那个家伙出来开了门，是个年轻男孩，戴眼睛，我敢打赌他是个学生。很显然他一个人住在这里。房间不小，正中间就是他的床，床上自然象鸡窝，我是不愿意多看的，只不过他的蚊帐不知为什么选了个撩人的粉色（哎，就跟洪老师今天穿的连衣裙的颜色一样啊！），被三根竹竿支架着。我说明了来意，他便从一个塑料脸盆上掀起一条剪得破破烂烂的牛仔裤，电话就藏在塑料脸盆里。我于是打电话，告诉妈妈我今天不回去了，住在学校，晚上还要晚自习……可是他房间里的一切是多么奇怪啊！他坐在我旁边的黄色办公桌上吃晚饭，办公桌的另一头有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，正在播放无聊的节目。而他的右手旁有一个饭盒盖，上面爬满了苍蝇。我注意到他并不是面对着黑白电视吃晚饭的，他是对着饭盒盖在吃晚饭！这时从窗子外伸进一双手，我一看是另一个男青年，穿绿背心的，他在窗台上放了两个紫茄子，又端进一小塑料盆冒热气的东西，我想是汤，但里面翻浮着一些活着一般的东西，这令我实在呆不下去了。他不要我的钱，于是我道了谢，转身匆忙离开。这男孩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怎么瞧我一眼。
我们这支乐队从一开始就预示着结束。大家喜欢的风格都不尽相同。贝司和鼓手喜欢朋克，主音吉他在尝试迷幻，和音吉他喜欢民谣，至于我，我喜欢朋克，却唱不了朋克，我觉得对一种热情的欣赏是健康的，一旦参与进去不能自己就不是件好事了，这也是我离队的原因之一。我们在搞ALTERNATIVE
ROCK，这我还是应付得了的，虽然我节奏感很差。每到晚上会有附近的学校的女生溜进走廊偷窥我们排练，当然不是看我的，是看哥哥们的。这些女孩子一点也不懂得注意安全，我们这条夜路是很危险的。
下课了。晚上十点半，仓库要准时熄火的，场长要来催。他是个又黑又瘦的农民技术员叔叔，偶尔也会喝红了眼睛来听我们一段，嘴里哼哼些什么。我听出来了，是印度电影《大篷车》里的《拉兹之歌》。
你猜我们班长说什么，因为后天要考试，今天上午三四节政治经济学不上了，下个星期补。这也就意味着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哎！这有什么好的？我该到哪里去呢？
我该到哪里去呢？这么晚了。还不是到贝司手翟凯家里睡！那时一个星期至少要到他那儿睡一晚，其实也就三个小时睡不到。从杂交所回来后，我们先是要搞点东西吃吃，当然我是不吃的。因为从学校出来前我就从脸到脚洗得干干净净了，包括牙齿。他们喜欢吃土豆，他们用筷子一根分别戳起一个土豆块，说：“多少年来，爱滋病毒不知让多少人丧命，然而今天，我们找到了最终克服这个病毒的方法，就是把它——吃掉！”于是幸福地咀嚼着爱滋病毒。
然后，我们会到和音吉他刘俊家看碟子，因为他有电脑。我们看WOODSTOCK，也看周猩猩。然后我们分别去睡觉，我睡贝司手翟凯家，翟凯就和刘俊挤着睡。
翟凯的房间很乱。很小。如果放进一个双人床，估计就站不下人了。他的墙上四周都贴有牛皮纸，牛皮纸上画满了猥亵的图案，除了几张凡高的复印肖像和一张凡高的名画——《吃土豆的杂粮》（当然这是后起的名字）外，基本上性是唯一主题。他很有创意的，能够把人的生殖器官异变成各种动物，有青蛙，有猪等。我每次在他那里睡都要事先准备一套专用的睡衣裤，甚至连头发都避免直接接触他的枕头，生怕留下的发丝会成为他下一个创作的素材。
他的房子临近一条污水河，天气热了，房间里全是苍蝇，每一根铁丝，每一条电线上都码满了爱荡秋千的苍蝇们。我们尝试了很多办法，拍，打，舀，钉；用台灯在外面照，屋子里熄灯用蚊香熏，用大音量朋克吵，效果均甚微。最后刘俊买了熏蚊子药片在屋里熏，我们出去溜达。那是午夜两点钟。我怂恿他们把剩下的药片点燃扔到别人家里去，先扔了几片都没扔到窗户里，后来我拣了一双木筷子一下就扔进去了，看到里面有烟飘出来，有人动静，我们撒腿就跑，跑到一个地方狂笑。
这一节课又快下了，我的朋友们也该睡了。睡在那样的地方当然是不安稳的。苍蝇都被熏昏了，很方便屠杀，我拍！我拍！我拍拍拍！！！地上，床上，到处都是苍蝇尸体。晚上什么声音都有，蛙鸣、狗吠、蟋蟀、拖拉机、人脚步、大卡车，一开灯什么虫子都看得见。所以只有关着灯，关着眼睛，关着脑子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五点钟起床，毕竟还要赶回去上课，我是不旷课的。
现在到哪儿去呢？
寝室？不行。我会打扰她们复习功课的。
到网吧上网？家里能上，何必在外面上呢？
不上网我今天会死吗？不会。
那我就不上网了。
那干嘛？
后天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。大家都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工作中。惟独你不能。为何我不能？
我走了十分钟，来到万山巴士站。我坐万山牌巴士回家。这条线上的每辆万山巴士，以及每辆万山巴士上的司机和售票员我都见过。
我想还是快点找份工作吧！如果今年毕业我就可以马上找份工作。那我就可以花自己的钱了；用自己的钱租间房子，甭管多小的；我就不用跟我妈抢洗手间了；睡得再晚也没人催我熄灯。我想看什么碟子就看什么碟子……可是我明年才能毕业，还有一年怎么混呢？考试不及格我就拿不到毕业证，拿不到毕业证我就找不到工作，找不到工作就不能花自己的钱了；不能用自己的钱租房子，甭管多小的；我还得跟我妈抢洗手间；第二天早上还得忍受她对前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的大声指责，尤其在我还没睡醒时……
上中学时我在课堂上喜欢玩一种游戏：抓四只西瓜虫，用橡皮泥把它们分别粘在塑料玩具小车（就是那种往后退几步，它就能自己往前开得很远的玩具小赛车）的四个轮子上，让四只西瓜虫驮着玩具小车走。如果四只西瓜虫脑袋的朝向都向前呢，小车自然就向前走了；如果左边两只向前，而右边两只向后呢，小车就会不停地向右打转；如果后面两只向前，而前面两只向后呢，小车就开不动了。
当然就开不动了。
漏斗与烟囱
2000年6月22日星期四17点50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