往事一种

1989年的春天，一群闹事的大学生到我们学校门口张贴宣传单，其中有一个女的是我的表姐。她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，她把一块鹅黄色的手帕铺在沿街的条凳上，然后坐在那里问我一些事情。她叫我小出，小出你爸爸身体怎么样，小出你什么时候中考。后来她的同学招呼她去吃午饭，我表姐摸了摸我的后脑勺说，小出我明天要去北京了。

那天中午的阳光是昏黄的，我看见在太阳外有一圈光晕，后来我才知道这叫“日晕”。我能很清楚地看到，天空像是一道并不真实的布景，覆盖我苍白无力的16岁。

在那群大学生中，我表姐既不是最漂亮也不是最活泼的，她20岁的时候还是瘦瘦的，头发带点枯草的颜色。她的头发和我的很像。我问她，你钱带够了没有。她笑了笑说不要紧的，我和大家一起去的。后来她穿过林荫浓密的马路，她的同学们站在一家饺子店门口等她，有个男生大声抱怨说：杜洁你在磨蹭什么呢，我们都在等你呢。我表姐就回过身指着我说了些什么，我估摸她大概是说这个人是我弟弟，但她的声音很低，我听不清楚了。

假如那天她再往前走，左拐，绕过一个岗亭，就能走到苏桦街。

苏桦街那一带我曾经是非常熟悉的，即使很多年不去，我也能凭本能找到我爸爸的照相馆。有一些年，我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那条街和那家照相馆的模样，我甚至还能想起照相馆最初的门面是栅栏式的铁门，后来，到1992年换成了不锈钢的卷帘门。我爸在那里给人拍一些派司照，间或也有人上门要拍艺术照，有时候我姑妈过来帮忙，但是，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和我爸爸两个人。

摄影室很小，当时我以为摄影室就该是那样的，因为家里开照相馆，从小到大我没去过别的照相馆。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不是这样。我坐在昏暗的摄影室里，借着门外的余光看一张张照片，我把女的分到一堆，把男的分到另一堆，再把漂亮的女的分到一堆。这样分着，然后打乱重来，周而复始。有时候我会用另一种玩法，把一个漂亮的女的和一个英俊的男的组合在一起，或者恶作剧地把一个女学生和一个老头分到一组。我发现就这样一些人像，有无限的组合，但事实上他们都是毫不相干的人。

有一天我让我爸给我拍一张派司照，学校里要用在毕业证上。我爸嫌我板着脸。拍完照之后，他说，你最近长高了。然后他就带着我去“三元村”吃了一碗爆鱼面。

很多年来，我表姐从来不去照相馆，我表姐18岁时候离开了苏桦街就再也没回来过。她高中毕业的时候，跑到市里最大的汉民照相馆去拍毕业照，可是拍得并不好看。她去北京以后，我爸快急疯了，带着我去找姑妈，说小孩跑这么远你怎么都不管住她。我姑夫站在门口说，我们管不住她，你要是想管，你把她领回去算了。我爸真急了，他一急就会变成一个结巴，脸色煞白的。我爸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，这么说当初就不该过继给你。

我姑夫很不屑地说：“阿翔，你搞清楚啊，是嫂子没有了，我们才把杜洁接过来养着的。过继？你见过谁家过继女儿的吗？”然后就我姑妈哭了，我姑妈一哭起来大家都沉默了。后来我爸说，我去北京找她去。

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电视新闻里搜索我表姐的身影，我没找到她。电视里的场面是轰轰烈烈的，好像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。这么多的人就像我在照相馆把玩的照片，聚在一起，彼此仿佛被相同的命运锁在了抽屉里。

有一天一个长相清秀的戴眼镜的男人到照相馆来，他说这里怎么会有杜洁的照片的。

我告诉她，杜洁是我姐姐，但是杜洁不在这里，我爸也不在，他们都去北京了。这个男人很失落，他说：“她去北京做什么呢？”他这样说了好几遍，很想不开的样子让我怀疑他是我表姐的男朋友。后来他说，他是我表姐的老师。

这个男人就来了这么一次，他以后再也没来过。我之所以记住了他，是因为当天他站在照相馆外面的马路上，他把眼镜摘下来时我才发现他在哭。这个男人站在明亮的街道上哭，那天的阳光是把我的眼睛晃的生疼，他哭泣的声音让我觉得寒冷。我16岁的时候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寒冷。

我爸爸把杜洁的照片挂在照相馆的玻璃橱窗里，那年杜洁刚读大学，我爸爸带着照相机跑到她学校去。这张照片一直挂到1999年

作者：路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