病 历 记 录

一、耗子把我唤醒

早晨的那阵手机铃声耗子般钻进我的脑袋。它在豆腐模样的脑组织间踏出一片空地，并在其中自得其乐地疯狂打转，狗样地追逐着自己纤长的尾巴。稍作喘息后，耗子凶神恶煞般地扑了过来。我躺在床上颤抖一下。醒来。周围的一切，轻微地摇晃了几分钟，方才稳定。你从小就怕老鼠，我安慰自己，同时原谅自己刚才出了一身冷汗。手机显示的号码看起来眼熟——我想起昨晚和陈戎戎约定了去市郊一家精神病院采访。匆忙洗漱中，我发现女友考拉已经不在屋子里。
四十分钟后。806路车站。上车前，陈戎戎告诉我，今天她情绪糟糕，她刚和两个男友吹了，虽然还有两个后备的，但她仍然感觉失去了整个世界。
“生命的天平发生了倾斜。”她哀怨地注视着车窗反射的身影。
“别多想，会好的。”我确信陈戎戎的伤口会自动且迅速地愈合。
她戴上DISCMAN的耳塞：“但愿。”
路上堵车，我们多用了几十分钟才抵达目的地。车上，我遇见了初中时候的体育老师，当初的毛头小伙已娶妻生子（也可能是女儿，看不出）。我忘了他姓什么，并相信他已忘记我是谁。我们在寒暄之中，毫无个性的学校操场和破旧不堪的校舍成为谈话的媒介。好在他们一家人很早下车，不然我就要开始抱怨学校老师的无趣和现行教育制度的乏味。
陈戎戎反复听着周启生的《天长地久》，一首很少人传唱的老歌。她轻声地哼唱：“孤单的手紧抱着你的腰／像昨日正相爱的时候／你说今天以后／不必再见也不必问候／曾经拥有不要泪流……”
我在采访本上画了几个鬼脸逗自己开心。


二、考拉给我的建议

约陈戎戎去精神病院采访，并不是工作的需要。手头正在写篇小说，和我大多数的小说一样，里面依然会出现一个姑娘，我给她取名尼可。尼可是“地下丝绒”乐队的成员，一个性感但不会令我心生邪念的德国女人，一个老实巴交的左耳失聪者，由于她是唱片商强行配置给乐队的，故而倍受乐队其他成员冷落。乐队的声名鹊起未曾淹没尼可的个人魅力，她的来自北方雪国的歌喉和气质令我如痴如醉，于是我把听着尼可的个人专辑《切尔西姑娘》，不假思索把她的名字“尼可”放在我小说的女主人公的身上。我预备在小说中，让尼可的男友离她而去——他得知尼可的家族曾有精神病史——他担心某天早晨自己的身体还在床上，头却滚到床下。生活最可恶的地方在于它拥有现实性的一面。遭遇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尼可被那只无处不在却无形的手推入市郊的精神病院。小说或许没有巨大的起伏，所谓的“突如其来的打击”也在情理之中，支持我写下去的理由来自于得到灵感前，我被自己无意中输入电脑里的一段文字攫住身心：“一个原来没有病的人，却被一个自己正在防备的病症逼迫，不幸成为自己设防中的病人”。它预示这篇小说将是一则有趣的寓言。有点卡夫卡箴言的意味——“为了这个世界，你可笑地给自己套上了挽具”。我为一则寓言本身的写作，算不算是则寓言？写作开始顺利，但于故事展开的过程中，我遇上麻烦：我的野心欲使文字，使人从中于细微处听到惊雷——但是细节——重要的是在细节处孤陋寡闻的生活经历使我力不从心（比如，我对精神病院里的情况一无所知）——严重妨碍了小说故事的推进。某个建筑队在施工中，地基和框架已建构完毕，但这时建材严重短缺，工期只能耽搁下来——我遇到同样的麻烦。小说写了一个星期就被我搁下。一想到它，我就愁眉不展。
“你为什么不去趟精神病院？”考拉打开百叶窗，阳光透射她的睡衣。衣服里的身体曲线分明，形象夺目。我回味着拥抱考拉的感觉，她闭上眼睛迷醉的表情，柔嫩的舌头仿佛还在我的口腔里蠕动，她手腕上喷洒的那种叫“旅情”的香水依然在我的鼻端作着耐人寻味的停留。
“你可以去趟精神病院，找找感觉。”考拉重申自己的建议。
“那种单位会欢迎新闻单位的人去么？去了，未必有收获。”
“不去，你怎么知道有没有结果？”
我给单位跑医疗卫生部门那条线的陈戎戎打了个电话。
“好的。明天早晨去。我来个电话叫你起床。” 这是昨天的陈戎戎说的话。
考拉也许是对的，她的直觉总是那么准确，所以她适合作服装设计师。接近精神病院了，一种压迫感油然而生，我随后还感到了紧张。多么新鲜的体验。
陈戎戎取下耳塞。“我这可是第一次进精神病院。到时，你小说发表了，别忘了请我吃饭。” 她说话时，眼睛逗留在窗外。
“一定！”之所以诚恳地表态，因为我意识到我正在敷衍她。目前，看过我小说的人，一定比认识我的人少。
一种声响的突出，证明周围其他声响的灭亡。除了车子运动时鼓捣出的声响，便是一大段空白的时光。鸟鸣林愈静（理论导师般洪亮的声音漂浮在半空，光当一声砸了下来。）
市郊。撞桥镇。806路车终点站。下车。精神病院举目可见。


三、设想和现实存在距离啊

高大的围墙上爬山虎之类的蔓生植物迅猛生发，总有一天它们会把墙面瓦解。铁门边挂着一个牌匾：永城市撞桥镇精神康复医院。门被人掀开一个小角，我们刚把脚放进那个空虚的角落，就一个混浊的声音从里面传出：“干什么的？”一个老头出现在我们面前。“我们是报社的，和办公室郑主任约过了。”陈戎戎这么一说，老头扬手示意放我们进去：“主任办公室在三楼。”那个老人说话时表情和语气毫无变化，他的眼里充满敌意。
“这里的门卫跟外面不一样。”上楼梯时陈戎戎对我说。
“也许那人以前就是这儿的病人。”
陈戎戎一脸严肃：“你别吓我。”
我咧嘴一笑。
设想中的精神病院，铁栅栏里或许暗藏皮鞭、镣铐等刑具，表面却是明镜亮几。院子里阳光充沛，空气清新，处处可闻鸟语花香。眼前的精神病院：破烂不堪的院舍却出人意料。设想中，出入其间的医生各个肥头大耳，他们不停地窃窃私语，眼神飘忽。病人像生活在无底的走廊里，他们来回游走，不时用身体撞击墙壁，嘴里发出嗷嗷的声响。千万别注视他们，他们随时会回敬你过激的行动。现实中，骨瘦嶙峋办公室主任打破了我无端的猜测，他把手伸过来。我捏住了一把骨头，怕出事，我只象征性地握了一下，并且很高兴看到他收回了一只完整的手。
“如果医院以后有什么活动需要我们新闻媒体给你们报道的，尽管和我们联系。”陈戎戎站起身，递给郑主任一张名片，“请多指教。这是我的同事，商比，专刊部的记者，他跟我来，也想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。”
“我没带名片。” 认识别人比暴露自己更有趣，我喜欢收集名片，但不习惯分发名片。
郑主任笑起来，暴露满嘴经受烟熏火燎的黄牙：“没关系。”
我和陈戎戎使了个眼神。陈戎戎接过郑主任递来的茶，问：“郑主任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看病区，接触一下这里的医生呢？我想，如果以后我要给你们作报道，对医院的情况最好事先有个了解。”
“这个……我先请示一下院长。”郑主任压低声音打电话，神情严峻，他放下电话说，“我带你们去。”走了几步他回过头，“你们最好不要拍照片，局里规定不允许”
陈戎戎一摊手：“我们都不带相机。”
病区在一大片矮树林的另一边。“这里是不是有点阴冷？”郑主任说完，手指树林左边的大块空地，自豪地向陈戎戎介绍：“那里即将兴建一幢住院大楼，刚才你们看到的旧大楼几个月后将荡然无存。”两个人无端地笑起来。路上除了我们一行三人，没碰到别人。我闻到树林里弥漫一股植物和泥土以外的气味。将近有十只猫从他们眼前诡异的出现，又神秘地消隐于树后。郑主任说：“到处都是猫屎猫尿”。
“大概是季节的缘故，男病区最近犯病的人较多，不安全。两位记者请走这边，那里是女病区。”郑主任敲打着铁门，有人从门后探出半个脑袋：“谁？”
“我。”
铁门打开，又迅速地关上。一开一关，倒像个仪式。


四、在树林里回忆两份打印稿

我在写的那篇小说题目为《南国病人》。穿越矮树林的时候，我努力回想小说开头的部分。可我居然忘记自己写过什么。
“你不老，不到三十岁，可你的记忆怎么越来越差了？这样下去，怎么行？到老你会成一个废物。”我对内心里的“我”训话。他在暗处瑟瑟发抖。这令我恼怒，“你发抖说明你已经知道自己这样的状况不好，那你为什么不说话，你没勇气去试图改变？混蛋。”一个人记忆太好，是会痛苦的——十分熟悉的话，我苦笑着摇头。
昨天我写了小说的两个段落。两份打印稿文在我的背包里，夹在一份美术杂志和几张《南方周末》之中。

《南方病人》打印稿一：
15岁时我抽了生平第一支烟。躲在角落里，我靠墙蹲着。我清楚地感受到，烟气进入体内，汹涌奔流在各个器官间。那种感觉起先糟透了，仿佛烟卷即将焚烧我的五脏。忽然，身后传来抽泣声。扭过脸，我看到母亲湿润的眼睛，那里面折射出冷却的光芒。母亲呜咽着说：“你完了。”我继续把烟凑到唇边，心想：完的人是你。那时，我的母亲已经住了一段时间精神病院了，看样子她还得进去。
15岁的一个晚上，父亲又跟母亲大吵了一次。他们吵架是常事，母亲总以为父亲在外面还有一个相好的，那个女人一直躲在暗处窥视我们一家，父亲坚持说没有。母亲通常会举出一些证据，比如呢大衣上一根长长的发丝，或是一个女人打错的电话。父亲大多不说话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急了他跳上床，给母亲一顿耳光，通常这时候，母亲流露幸福的表情，她闭上眼睛，好象父亲正在动情地抚摸她的身体。那年，母亲第一进了精神病院。
但这次不同，父亲没有揍母亲。他大吼一声：“我受够了！”冲进卧室，翻箱捣柜，他出来时手里拎着皮箱。像前几次一样，他说要出国。他在出门前，来到我的床边。我急忙转过身，装睡。父亲吻了一下我的脸颊。我不动。他的胡子用力地扎在我的脸上，“刷刷”地响。他几天没剔胡子了。直到听到沉重的甩门声，一大颗眼泪才从我的鼻梁滑到枕边。我努力地合上眼睛，我不敢多想明天会怎样。
父亲去了国外，再没回来看我们，但几乎年年给我寄明信片，他希望我去那个国家找他，我没去。我想生活哪里都一样。
次日晨。打碎东西的响动惊醒了我。我懒懒地爬起看动静。见到母亲站在洗手盆前，正把脑袋一下一下地往玻璃上撞。血！我第一次发现血的颜色如此鲜艳。我呆呆地注视着母亲机械地撞向玻璃。玻璃碎裂。母亲缓缓地矮了下去。倒在白瓷砖铺就的地上。
救护车来时，母亲在我的怀里，奄奄一息。我问自己：母亲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，能怎么活？想着想着，我号啕大哭。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医护人员，扒开我的手，吼道：“哭什么，你妈还没死！”
（旁注：这是虚构的尼可经历的虚构生活。）

《南方病人》打印稿二：
母亲选择死在秋天。她生前好象从没说过任何关于秋天的话语。我后来一直以为，也许她秋天不死，就会选择冬天。我哭了，放声痛哭。我还记起秋天之后是漫长的冬季，母亲无法兑现为我织条围巾的诺言。
她死前还在说谎，她又骗了我一次。
母亲的死，使我改变了许多。因为外婆向我转达了母亲的遗言——“可可，你一定要用功读书。”我其实始终在怀疑这是不是外婆自己的心愿。母亲为我留下遗言了么（我情愿相信这是真的）？如果她留下了遗言，外婆说的肯定不完整，母亲会在遗言里写一些关于我父亲的话，不是感怀幸福的日子，就是埋怨造化弄人，我知道她深爱那个远去的男人，她故意把他的照片放在皮夹里。半夜出去买酒，掏钱时她可以看他一眼，然后就着记忆灌下更多的酒。半夜我起床上厕所，她坐在黑暗里呜呜地哭。
第二天，我出去铰掉了长发，以此作为同过去告别的仪式。
第三天，走在瑟瑟的秋风里，我已经焕然一新——除了没有戒烟（戒烟太伤感情了，我不愿——也不能再受伤）。
我告诉：我不能成为我的母亲。

——如果我就是一个我的读者，我就会发现大段的内容轻易逾越了这两段文字间空行制造的沟壑（失去管束后尼可在一个群落里的生活一定有内容，可是我不知道他该表现尼可的无奈，还是愤怒）。
显而易见，第二段文字里，我预备了一个转折点：躯体把灵魂招安，尼可将回到安全地带，面临身心再次的沦陷。或是另外一种转折：灵魂只是躯体的皮屑，尼可在躯体生物化的驱使下，继续自我放逐。
母亲在医院里的感受如何？尼可进入医院（同一个？）的体验怎样？还有如何叙述医院里的氛围，假使无法身临其境，我对此知之甚少。写作的乐趣就在于，写作者只要在实践中才能知道文字的流向。


五、女病区里只种了一棵树

女病区。
眼前偌大的院子，当中种植一棵孤单的柳树。
我们的出现引起病人的强烈的兴趣。她们放下手里的伙计，上来围观我们。人一多，我就感到有点不习惯。
只有几个人目光呆滞、笑容怪诞，符合我想象中精神病人的样子。大多数人若非身着白底蓝条的病衣，与常人无异。
身材高大的刘医生从她们中走出来。
“老郑，带客人来看我们了？”
“是呀。这两位是市报的记者。这位是陈记者，那是商记者。他们想来看看我们病区和病人的情况。小陈，这位是这个病区的主治医师刘医生。”
我的眼睛落在远处的那棵柳树上。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敏捷地爬上了树，又从树上跳下来。落回地面，她快乐地举起双手，口里咿呀怪叫。紧接着，她又爬上树准备下一次着陆。她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动作，乐此不痞。
“商记者，那是‘老猴’。”刘医生看到我目不转睛地看着“老猴”就解释道，“她一刻也离不开那棵柳树，自称树是她的丈夫。她爬树的动作像猴子，所以我们这里的人都叫她‘老猴’。”
这时老猴摘下一把柳叶，蹲在树下，大口咀嚼起来。我惊讶地张了张嘴，一旁陈戎戎脱口而出：“快看，那人怎么在吃树叶！”刘医生喊了声：“小王，快去组织一下。”胖乎乎地小王跑了过去。老猴看见有人朝自己跑来，停止了动作。看到来者不善，她忙把剩下的树叶胡乱地塞入口中，蹿到树上，躲进茂密的树冠里。小王赶到树底下，一手托着腰，一手指者树梢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太远，我没听到，我只看到树边的人群里溅起一片哗然声。
郑主任说：“那个病人八成正处于发病期。让你们两位记者见笑了。”
看老猴受惊的样子，如果我们不在这里，想必没人去管老猴吃树叶。我想着，突然感觉自己手里一紧，一只手夺走了我的采访本。“你……”
“小不点，你想干什么？”刘医生一声呵斥。小不点一哆嗦，把手缩回，采访本落到地上。她一个人退缩在角落里，不安地耷拉着脑袋。她再次抬起头的时候，眼里饱含泪水。小不点长得很动人，模样有几分像我感觉中的尼可。我拾起本子，对刘医生说：“大多数病人，好象从表面看不出他们有病。”
“没发病的时候当然看不出。看我们小不点哪点比外面的姑娘差。可是她一犯病，就是颗足以致他人性命的流弹。”
“她是怎么得病的？”
“小不点本来在重点中学念书。可怜的小姑娘本来成绩很好，考试太紧张了，家里人期望也太大，结果高考不顺利，她感觉自己一下子完了，一时想不明白，就变成这样了。”

（这个小不点后来在《南国病人》被我设计为尼可的一个病友、尼可灵魂的双胞胎。小不点在清醒的时候，她习惯告诉别人她的经历——
考试结束了，我的一场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其后，漫长地等待发榜的日子，白天我一直蜷缩在沙发的角落，我不敢出门，怕见熟人，怕他们问我考得如何。我躲在家里看电视，一个一个频道地换，什么都没看进去，我只是在换。楼道里有人走过，我就以为是来发录取通知书的，我站到门后，打算为敲门声开门。失望了若干次，我开始在听到楼道里传来的脚步声，就情不自禁地捂住耳朵。一个月后，有同学打电话来告诉我，他们被某某大学录取了。来电不绝，它们与我为敌，我一怒之下，拔了电话线。你知道么，那段时间我在做梦时，也常看见有人走上楼梯，看见电话从桌面上跳起来。我开始惧怕做梦。于是，天一黑，我就开始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逛来逛去。一天晚上，我在街上看见两个同学，在街对面说话，我感觉他们在说我，我觉得他们对我不怀好意。我从路边捡起块石头向他们扔去，然后我在街上狂奔起来，依稀听到有人在狠狠地骂我，我高兴，但泪水却开始在脸上奔走。）


六、我留下来吃饭，你呢

“你说话大声点，这里手机信号不好，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。”陈戎戎四个男友中的一个打来电话，“喂——喂——喂，手机没信号了。”我猜她的一位男友要与她谈谈。
“他要和我谈判。他有什么资格和我谈判？”陈戎戎得意之情难以掩饰。
“中午在这里吃饭吧？”郑主任邀请他们。
“在这里？”陈戎戎扫视一圈周围，当她的目光触及一个努力抠着鼻屎，并将鼻屎积极地运送到口里的病人时，婉言谢绝了郑主任的邀请，“我中午还有事，我要走了。” 女人真的那么脆弱？陈戎戎戴上耳塞，决定撤退。我作为跟班的，好象也不得不也离开。
“你们误会了，不是在这里吃饭，去我们医务人员的餐厅。”
“我真的要走，我有事。”陈戎戎不停挥动手臂，企图甩出几格信号。
“商记者呢？”
我还想多了解一些医院的情况，“我能不能留在这里吃？我想看看病区的食堂。”
“这个……还是去员工食堂吧。”郑主任出面阻止。
“病区的食堂有什么好看的，和外面一样。” 刘医生呼应道。
“小沈你陪商记者去吃。” 郑主任说，“中午我有点事情，就不陪你了。”
我忙说，您随意。
“中午吃鱼喽。”食堂里一个婆婆跑出来，把一个东西甩在我们面前。那东西在地上扭动着身体。一条黑色的金鱼。
“黑子！”小不点扑在地上，号啕大哭，“你赔……你赔……它死了……”
“别哭。”小王想扶起她。她躲过小王的肥手。
刘医生喝道：“哭什么哭。再给你买一条，不就行了。把那条死鱼给我。”
小不点躲闪着刘医生伸过去的手。把“黑子”放进嘴巴，吞了下去。这是保护自己那条鱼的唯一措施？
“小不点从不让你走近一米。”刘医生解释说。
“鱼没了。”疯婆婆哭得比小不点更伤心。
“咿——”陈戎戎扭过脸：“真恶心。”
小不点似乎意识到有人在谈论她。她向我们这边投来冷眼，我试图微笑以待，可小不点已经扭过脸去。
郑主任表情阴郁：“我看两位记者可以走了。”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陈戎戎抢在郑主任前面走到铁门边。
咣当，铁门上了锁。一个病人抓住紧闭大门的栏杆，冲我他们喊：“放我出去，我是中央情报局派来的，我的任务已经光荣完成，快带我去见主席，我有重要情况和向他老人家汇报。”
郑主任头也不回：“那人以前是政协委员，还是个大学老师。”
“喂，我是戎戎。你现在很忙么？中午有空呀？真的！那我请你吃饭吧，好不好呀？哈哈，你请我，我为什么要客气。好的，我在这里等你哟。精神病院。对，我有病。哼，就知道你没正经。”陈戎戎约了另一个男友。她搁下手机，看到我在摇头，就问我，“你有意见么？”
“没有。”我捂了一下腮帮，冲她作倒牙状。
“毛病！”


七、人人都有精神病

我站在医院员工食堂前，目送红色的宝马车载着陈戎戎扬长而去。小沈感慨：“陈记者真是幸福呀。”我心里怀疑那是幸福还是辛苦。
陪我吃饭的小沈，原名沈远，高大帅气的小伙，东北人。
“不知道商记者是不是习惯这嘎的饭菜。”沈远给我打来饭菜。
“叫我商比好了。”
“我叫沈远，来自东北。”
“我听出猪肉炖粉条和酸菜的味道了。”
沈远乐了：“你把我的馋虫给钩出来了。好久没吃俺们那嘎的特色菜了。南方菜吃起来别扭。”
“怎么会到这个医院来的？”
“毕业分配的呗。”他还补充了一句，“谁叫咱老子没本事。”
当我和他谈起东北的风土人情时，沈远谈笑风生，但当我问及女病区的病人时，沈远说话的语气严肃了许多，口气倒像是给我在汇报工作。
“她们生活在她们的世界里。以她们的方式对话，行动。她们不犯病时，清醒得很，一旦犯病，作出的行为，常人就无法理解了。”我注意到，他小心地用了“理解”一词。
继续说时，沈远偶尔也会流露出自豪的神色：“我们医护人员对病人是重视的，我们在试图接近他们。起先病人的家人不愿她们来这里，现在大多不愿意接她们走，他们已经彼此适应了不需要彼此的生活。她们需要我们。”
当过记者的人都有偷窥别人隐私的习惯。我问他：“那你满意现在的工作？”
沈远忽然沉默了，使我一下子感觉不自在，只好低头吃饭。
“商比记者，我们在院子里走走好么？” 吃完饭，尴尬的局面才被打破。我舒了口气。
沈远所指的院子，即是我们穿越着接近女病区的那片小树林。
“开始和你一样，我岂止对精神病人不太了解，对精神病医务人员，我也不了解。”沈远说：“我读完医专就来了这里。来了一年多，感觉真苦闷。”
沈远抽出根烟：“你抽烟么？”
“我不抽。”
他点起烟说：“这里无论是医生，还是护理人员都有一种感觉，同样是医护人员，我们向一个陌生人介绍自己时，往往不能像综合医院的医护人员那样叫得响。我感觉自己低人一等了。一次，医院组织病人到兰江剧院搞活动，有些学生模样的人走过，看到我们大车上的字号是精神病院的，老远就喊我们疯子。我当时心里真他妈委屈。你别笑，我还真有种被社会的遗弃感。商记者你也许不知道，精神病医院与一般综合性医院还有一个大的差别，这里的病人很少有家属来看望。你想，平时医院开个阑尾炎还有亲朋好友结伴而来慰问，可那人要是进了精神病院，就几乎与社会断交了。常人的意识里，精神病人无非胡作非为、又打又闹，没头脑没思想。即使他们重新进入社会生活，大家还是难免带着有色眼睛看待他们，甚至家人也不能善待他们。使他们丧失了信心，难以在社会上生活下去，有的干脆就回到精神病院来。所以我们的病人永远还是那些人，久而久之我都快分不清，那些是病人那些是医生。”
“刚才是在食堂人多。我说话不方便。”
我笑了，心里明白了为什么他刚才沉默不语。
“有时候我真恨病人。但病人很敏感，你必须表现得不歧视他们。病人要是犯病了，他们袭击你，按规定你还必须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医院给我们的津贴我们称之为‘挨打费’。妈的，咱也是人呀。”
沈远的表情紧张起来，仿佛身陷囹圄，又在作着抗争。我低声问：“你有没有报复过她们？”
沈远刚把口张开，扭头看到身边的人是我，把话给咽了回去：“没有。这是不允许的。”
我们再次陷入尴尬的沉默。
“这里的猫真不少。”又一只猫蹿出来，在我们面前稍做停留，一眨眼，它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“本来这里就两只猫，还是是原来一个老员工解闷养的。一公一母两猫，后来生了几只小的。由于母猫少，小的一到发情期，就和他娘搞在一起。第三代小猫，可以叫老公猫‘爷爷’或着‘叔叔’。我估计，这个情况还会继续下去。”
“真有病。”我笑着说。
沈远正色道：“其实人人都有精神病，包括我和你。只是所谓的精神病人大多是超过了多数人能容忍的底线。”
又一次沉默。
路过女病区的时候，我看到小不点，正在盯着我们看。不知怎的，我把猫和她还有沈远联系在了一起。


八、你敢肯定没有结果么

郑主任给电话刘医生打了电话，不让我继续作采访。说已经问了我单位的领导，认为这次采访纯属个人行为。这个决定，使我刚才预先制定的采访提纲悉数作废。
走出医院的时候，只有沈远一个人送我。他说下午本来安排好那些有兴趣爱好的病人在活动室表演的，现在看来活动就不需要了。
他挺高兴今天和别人说了一些心事，邀请我以后经常来这里。我给他自己的联系方式，但预感他从此不会再联系我，尤其当我看到送到门口后果断转身的动作。
806路车上。窗外的风景由陌生农田经历一路的颠簸，转变为熟悉的城市。
“我今天收效甚微。”在考拉的设计室，我趴在光洁的地板上，翻阅着最新邮来的几本时尚杂志。
考拉侍弄着塑料模特，心不在焉地问道：“你敢肯定么？”
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回答。
考拉蹲在身子，抚摩我的头发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“没什么。”我注视着她的眼睛，那里反射着窗外的天空。
考拉问：“傻孩子，你是不是病了？”
这次，没和往常一样——在考拉喊我孩子的时候我会说：“我要吃桉树叶”，我只是一声不响地看着她。
考拉觉得无趣，站起来，走向一付死相的塑料模特，丢给我两个字：“有病。”


2001-10-08。宁波。

作者：赵磊